郑乡长的葬礼隆重热烈，县里各局各乡都送了花圈派了代表。
朱士珍是治丧小组组长，大方得体迎来送往，双目含泪，满脸悲哀。县长刘启蒙亲自撰写悼词，委托政府办肖副主任参加追悼会，声情并茂地悼念，让整个追悼会在一片悲悲切切中达到高潮。
柳红作为儿媳，全程披麻戴孝，在追悼会结束后，她差点就虚脱得要萎顿在地。
她以儿媳妇的身份，又兼着组织的委托，在北京医院里尽心尽力伺候郑乡长，一直到他去世。尽管前后不到半个月，她却感受有一个世纪的漫长。
郑乡长临走前握着她的手，枯涸的眼里似乎有泪花闪动，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没出声。他凝望着眼前的儿媳妇，这个他看着长大的女子，心里千言万语。
其实柳红明白他想说什么，人之将死，死后谁不想有个孙儿帮自己摔盆？谁不想孝子贤孙举幡？养儿防老，临死送终。可儿子远在千里之外，自己就要撒手尘寰，却看不到他在身边。他心里痛，却无奈现实。
郑强当初不愿意读警校，是郑乡长逼着他去。当年乡派出所最后一个公安死了后，苏溪乡就再也没有一个呆过半年的警察。直到郑强毕业回乡，一个人既是所长又是警员，还兼管着伙夫和司机。郑强读书时有次搞训练，从独木桥上跌下来，这一跌，让他失去了做父亲的权利。这件事连郑强自己都不知道，只有他这个父亲，才从医生那里得到了这样的残酷的现实。也就在哪天起，郑乡长感觉到生命再也没有太多的意义。他深深的自责，因为自己，儿子失去了做父亲的权利，因为自己，他郑家从此再无香火。
郑乡长含恨闭上双眼，他的手始终握着柳红，以至于让她感觉到他的手冰凉了，才发现他已经走了。
柳红仿佛觉得眼前天崩地裂，她毫无顾忌的在病床前大哭起来。她的心痛，像被刀扎一样难受。这个在她眼里一辈子无声无息的老人，为了儿子，宁愿半辈子不娶。她依稀记得自己与郑强结婚的前夜，他把她叫到房里，也如今天一样，张嘴说不出话来。到最后，拿出仅有的一张存折放在她手里，轻轻叹了口气。
现在，他的脸像一张白纸一样苍白，他走了！
全乡各村都派了代表过来参加追悼会，薛冰她们中学的所有老师全部到场，乡政府坪里黑压压的一片人头，两盏汽灯高挂，惨白的灯光映照着一片哀伤。
薛冰悄悄扯了一下我的衣角，她因为恐惧而微微地颤抖。我握住她的手，悄声说：“不怕，有我在呢。”
没见惯生死的人，对死亡都具有天生的恐惧。我也不例外，棺材里尽管只有郑乡长的骨灰，但在灯光灰暗里，一具黑漆漆的棺材总会给人无边的恐惧。
追悼会一结束，人群散开了一大半。各村的代表第二天要送郑乡长上山，他们就不能再回去，县里来的人由于公务繁忙，在追悼会结束后都由村民打着火把送到他们停车的地方。
我准备送薛冰回去，她扭捏着不肯走。
我说：“要不，今晚你住我这里吧。”
薛冰看也不敢看灵堂一眼，她偎着我说：“你呢？”
“我在这里陪郑强他们吧。”我说。
“我不，我怕。”薛冰鼓起嘴巴。
“那我陪你。”
“嗯，”她低声答应，又不放心地补充一句：“你不可以睡我。”
她直愣愣的表白让我哭笑不得，这么天真无邪的话，让我这个见惯了世间调笑的男人心潮澎拜。我偷眼看看四周黑黢黢的没人，伸手在她乳房上轻轻一摸，顿时脑壳里就充满了血。
薛冰生气地打掉我的手，说：“都什么时候啊，你还这样不正经。”
我笑嘻嘻地说：“你是我老婆，老公爱老婆，说破天也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我又哪里不正经了？”
黑暗中朱士珍突然冒了出来，阴森森的吓了我们一跳，薛冰更是紧张得直往我的怀里躲。
“是陈秘书，薛老师啊”他打着哈哈：“你们还没休息啊？”
我说：“朱主席，你还在忙啊。”
朱士珍显得无奈地说：“我是治丧小组组长，明天就要送郑乡长上山了，今晚我还得安排好多事啊”
我递给他一根烟说：“真是辛苦朱主席了。”
朱士珍抽了一口烟，心事重重地说：“郑乡长走了，苏溪乡缺了乡长了。”
我说：“县里会有安排的吧。”
朱士珍说：“当然，这是组织上的事。”
我说：“也不知道县里派谁来做乡长。”
朱士珍试探着说：“陈秘书，你说，县里是派乡长来，还是在苏溪乡干部里提拔啊？”
我苦笑着说：“这个我哪里知道。”
朱士珍像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县里派干部下来，不熟悉情况，怕是工作不好开展啊”
我不想继续深入聊下去，郑乡长尸骨未寒，谁有心情聊这个话题？何况，谁来做乡长，跟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。我说：“朱主席，你先忙，我送薛老师去休息。”
朱士珍盯着我们看了一眼，意味深长地笑了，说：“薛老师不回学校？”
我不想搭理他，拉着薛冰深一脚浅一脚回到我的小房间。
点亮油灯，我打来水让薛冰清洗，自己一个人靠在屋外的走廊上抽烟，黑暗中看到柳红一个人慢慢走来，在门前看到我，凄惨地一笑，拉开门进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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